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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September 16, 2010

学术论文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我稀里哗啦连蹦带跳地翻完了。很多地方的确是跟不上,常常会浮出 “真的吗?是不是这样子的啊?”的疑问,但是因为自己对明史(以及通史)都P也不知道,里面的人物也不认识,所以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不过他自己在后记中说,论文在1976年写完之后找不到出版社。采用历史学家,哦不,马后炮的角度来看,这也很合乎逻辑。题材本来就如此冷门,内容又太专业,里面又没有通俗点的背景介绍和解释,绝不可能有足够的英文读者大众去买,让出版社收回成本 --- 即使是 riding the wave of post-Nixon public curiosity about China,也不能指望他们读得下去。那么只好靠大学出版社(不营利,靠大学补贴,替大学挣脸)印刷发行,如果走这条路必然要经过 peer review,这么冷门的专业,想必有资格 review 的专家人数很少,圈子很小,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之所以碰壁了两年,或许是因为行文风格比较通俗和随意 ,欠点儿学院研究者的严谨,又多了几分小说家的想象,还在文中零零落落地散布了不少对历史人物的心理分析甚至用childhood history解释性格,但又没有全面应用心理分析学系统来解释全部现象。(我这么说可不是鼓励人用psychoanalysis 的理论全面解释历史,哆嗦一下。)真正学院派对这样的解释 (interpretation) 多过理论 (theorizing) 的论文不怎么待见,甚至疑虑重重,也是难免的。

当然,后人先揣测再评论古人心理这种事,人人都干,谁也没少干,金庸就写过这种文章,夹带在武侠小说里卖出去。不过金庸不用经过同行教授老学究们的 peer review,他自己的出版社,想印啥就印啥。

黄对万历的性格流露出不少同情,但是说实话,万历到底是斗不过文官而泄气加赌气不管朝政,还是因为缺乏能力、才智、和魄力而让朝政陷入混乱和 inefficiency ,光凭他描述的那些史实,至少我看不出来。黄自己也屡次承认,中国地大人多,分权到地方就有分裂和战争的危险,但是中央集权又很难管理。鞭长莫及,天高皇帝远,这是没办法的事情,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一样搞不定。政治制度搞得越来越细致、越来越庞大、越来越死板,就算不是必然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管理这么大一摊子事, It's a management nightmare. 所以万历的例子不过是个典型,大多数的皇帝(不包括诸侯小国)都会头痛欲裂乃至撂挑子不干或者另寻人生乐趣,为啥单挑万历来讲呢?他很独特么?我没看出来。

象康熙和唐太宗那种天生就是管理和政治天才而且有兴趣钻研这个搞得兴高采烈,they were the exceptions, not the rule。反正一大帮弄权的人放在一起总有分帮结派互相斗争的,聪明领导会四两拨千斤,用甲方搞倒乙方,再用丙方弄垮乙方,最后自己渔翁得利,这种例子我们都见过了哈。而笨领导会跟阻力斗啊斗,直到自己精疲力竭,资本耗尽。皇帝怎么啦,皇帝如果不会玩拉帮结派的政治游戏,也是废物一个,这并不是明朝独有的现象。

别的我不懂,不过这个文官制度和权力之大,猜也猜得到为什么会这样。历史武官颠覆现有政权取而代之的事儿频繁不断,史书里的案例越积越多,后来的政权又那么爱看史书,当然会引以为鉴而尽量遏制武官的权力。这种制度和哲学本身并不一定是错的,如果没有文官制度说不定明朝撑不了那么多年就被颠覆了。后人看历史常常会忘记立场问题。作为皇帝,他的第一要义是保住自己和后代的龙位,其他的事情能凑合就凑合着,你总不能指望一个从未打过仗、面对过军事危机的人,去花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政治资本来巩固军备整饬军队,更不会放手让岳飞或者戚继光这种人掌握大权。文官、武官、与皇帝,以及中央与地方,大家都有不同的 incentives,当然就有不同的立场和动机,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什么谁对谁错,大家都是为了自保与争权。

还好,黄在此书中理论讲得少,尽量绕开 reductionist 倾向,也就避免了结论太简单就容易被驳倒的命运。

小声地说,我觉得,黄的理论如果放在西方历史学院派的框架里,其实也不算太新奇独特,拒绝道德眼光和判断自然很好,但在学术界并不是独创。甚至拿到中国历史学的框架里,虽然绝对不算主流正统,但在当时的学术环境里也未必石破天惊闻所未闻。因为他的一些角度和立场跟李约瑟的理论系统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而李约瑟在49年后的中国颇有点儿市场,他的批儒看法就触动诱发了一些领袖的看法(当然只是诱发和影响而已,人家并不真的就全面接受他的学院派理论)。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此书早在1981年即被翻译出版,并非二十一世纪的时髦发现。

4 comments:

Barbara said...
This comment has been removed by the author.
Barbara said...

你读的是英文的?中文的我觉得很浅显易懂,所以才读得下去。黄仁宇在中文前言里写了,很多人读后以为他同情万历,其实并不如此,我读完也是这个印象——此书不是写万历的,重点是文官集团。

他的研究方法在西方绝不新奇,明史研究更不新鲜,但是他是第一个抛出文官集团的概念的——以前无论中西研究明史,都是点,哪个皇帝昏庸不作为,宦官集团怎么回事,东林党怎么回事。他是第一个把这根线串起来,以皇帝为首的宦官集团(如锦衣卫禁卫军)和以首辅/大学士为首的文官集团的权利斗争。为什么写万历?他太特别了。朱元璋因为洞悉文官集团这一套,而干脆取消宰相的职位,以大学士代之,让几个大学士的权力集团互相制衡,但几百年下来,文官集团还是占了上风,连万历也不得不设首辅。明代从万历起江河日下,虽然他不是末代皇帝,但历史学家向来认为他是亡国前奏,昏君一个。黄仁宇所竭力讲清的不过是,万历有他个体的一面,他想彰显个性而不可为,又没有他的前二代正德的决断力,总的来说,完全明白了文官集团的势力,于是干脆不好好工作消极抵抗。

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在于,万历一代,从皇帝到大学士张居正,再到小官海瑞等等,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看起来古怪之极。这本书也说明白了原因(文官集团的阴阳两面)。

文官集团并不是特定时期的产物,也不是明代所独创。这个政权管理方式是秦始皇创立的,并不是因为武官容易谋反,而是因为中国地大人多,多样性太大,难于统一和保证上传下达,只好以道德为中心约束力,由一个集团代表道德向往(如反腐倡廉,关心民生,为人正直等等),提倡自我约束,只有文官能做到这一点。

至今如是,你看为什么天朝现在党政宣传的重点是“和谐社会”,电视总放领导人到幸福之家和乐而谈就知道,目的是维持。

《万历十五年》写于二十年前,但从这里头清楚看得到今天的国体民生。文官集团是一个理想,也是一个传统,但是现实中不可能不生出不同的利益集团,有其“阴阳” (和书里写的阴阳一模一样)。这种传统扎根太深,以至任何改革都不太可能。康熙乾隆这种大政治家所能做的,不过是改变一下汇报制度,把层层上传改为允许各级直接向皇帝汇报——他们极其勤勉,才成就其时盛世。但这种依靠个体,依靠改朝换代而形成的局面不会太久——清末的军机处,既又回到了文官集团的主宰。

我为什么觉得这本书好看,因为它见微知著。对比天朝一些让人纳闷的作为,立刻知道怎么回事儿,只好会心苦笑。

Jun said...

我看的是中文版的。文官集团,应该就是中国各朝代采用的大同小异的行政制度带来的产物吧。传统明史站在文官的地位上看事情,他们占领道德高地,宦官与特务集团一定是坏人,皇帝是昏庸。黄仁宇的新奇之处,我觉得就是颠覆了一下传统的道德立场。

我觉得文官制度和科举制度也不能一笔抹杀和否定。之所以各朝代以不同形式采用类似的行政制度,很简单,因为它有效。倒也不是说这就是唯一可行的制度,但是既然从一开始就施行并且证明有效了,而其他散权的制度没有在自然选择中胜过(也许因为当皇帝的人总是心里偏爱有效的集权制度),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被接受保存加发扬光大了。

虽然我自己未必是个道德统治术与行政制度的粉丝,但是且站在魔鬼代言人角度上说一句,黄、Needham、很多现代历史学家,之所以说起中国的文官和行政制度就痛心疾首,还特别爱拿明朝说事儿,还是因为 Needham 的那个问题:中国为啥从明朝开始落后于西方?

但我恰好不怎么同意这样的二分法角度。中国一直是这样的系统,It works. 并不是从明朝开始才"堕落",之前都是上升,只是西方技术超过中国在时间上正好是明朝。A地区在某个历史时刻技术与经济发展超越了B地区,这是再常见不过的历史现象,并不一定是政治或社会制度的差异造成的结果。致力于用制度差异解释中国的技术(相对)落后,仍有"道德决定论"的嫌疑,只不过把人或文化的道德高低换成了制度(人治vs法治)的优劣。

如果真用 macro history 的眼光看历史,那怎么没人问:为啥北非的先进文明被希腊罗马超过,罗马帝国的先进技术和军事力量还有建立在宗教上的稳定秩序,最后被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德国法国匈牙利各个野蛮部族超过与消灭。大英帝国是第一个搞民主制宪又第一个开始工业革命的,还不是两百年之内从世界顶峰掉到平庸的一员,没几个国王,也要检讨政治制度导致科技和世界地位的落后?

Barbara said...

这几天忙死了,一头扎进繁重的工作。

我怎么越看越觉得这本书是支持你的观点的(反对道德决定论,不分人治和法治的优劣,而说明它们在各自历史环境的必然性和实用性),而不是象你理解的相反?

所以象我这样天生爱搞平衡(生活/工作,情感/理智,道德/制度,人治/法治……)的人才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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