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我稀里哗啦连蹦带跳地翻完了。很多地方的确是跟不上，常常会浮出 “真的吗？是不是这样子的啊？”的疑问，但是因为自己对明史（以及通史）都P也不知道，里面的人物也不认识，所以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不过他自己在后记中说，论文在1976年写完之后找不到出版社。采用历史学家，哦不，马后炮的角度来看，这也很合乎逻辑。题材本来就如此冷门，内容又太专业，里面又没有通俗点的背景介绍和解释，绝不可能有足够的英文读者大众去买，让出版社收回成本 --- 即使是 riding the wave of post-Nixon public curiosity about China，也不能指望他们读得下去。那么只好靠大学出版社（不营利，靠大学补贴，替大学挣脸）印刷发行，如果走这条路必然要经过 peer review，这么冷门的专业，想必有资格 review 的专家人数很少，圈子很小，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之所以碰壁了两年，或许是因为行文风格比较通俗和随意 ，欠点儿学院研究者的严谨，又多了几分小说家的想象，还在文中零零落落地散布了不少对历史人物的心理分析甚至用childhood history解释性格，但又没有全面应用心理分析学系统来解释全部现象。（我这么说可不是鼓励人用psychoanalysis 的理论全面解释历史，哆嗦一下。）真正学院派对这样的解释 (interpretation) 多过理论 (theorizing) 的论文不怎么待见，甚至疑虑重重，也是难免的。

当然，后人先揣测再评论古人心理这种事，人人都干，谁也没少干，金庸就写过这种文章，夹带在武侠小说里卖出去。不过金庸不用经过同行教授老学究们的 peer review，他自己的出版社，想印啥就印啥。

黄对万历的性格流露出不少同情，但是说实话，万历到底是斗不过文官而泄气加赌气不管朝政，还是因为缺乏能力、才智、和魄力而让朝政陷入混乱和 inefficiency ，光凭他描述的那些史实，至少我看不出来。黄自己也屡次承认，中国地大人多，分权到地方就有分裂和战争的危险，但是中央集权又很难管理。鞭长莫及，天高皇帝远，这是没办法的事情，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一样搞不定。政治制度搞得越来越细致、越来越庞大、越来越死板，就算不是必然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管理这么大一摊子事， It's a management nightmare. 所以万历的例子不过是个典型，大多数的皇帝（不包括诸侯小国）都会头痛欲裂乃至撂挑子不干或者另寻人生乐趣，为啥单挑万历来讲呢？他很独特么？我没看出来。

象康熙和唐太宗那种天生就是管理和政治天才而且有兴趣钻研这个搞得兴高采烈，they were the exceptions, not the rule。反正一大帮弄权的人放在一起总有分帮结派互相斗争的，聪明领导会四两拨千斤，用甲方搞倒乙方，再用丙方弄垮乙方，最后自己渔翁得利，这种例子我们都见过了哈。而笨领导会跟阻力斗啊斗，直到自己精疲力竭，资本耗尽。皇帝怎么啦，皇帝如果不会玩拉帮结派的政治游戏，也是废物一个，这并不是明朝独有的现象。

别的我不懂，不过这个文官制度和权力之大，猜也猜得到为什么会这样。历史武官颠覆现有政权取而代之的事儿频繁不断，史书里的案例越积越多，后来的政权又那么爱看史书，当然会引以为鉴而尽量遏制武官的权力。这种制度和哲学本身并不一定是错的，如果没有文官制度说不定明朝撑不了那么多年就被颠覆了。后人看历史常常会忘记立场问题。作为皇帝，他的第一要义是保住自己和后代的龙位，其他的事情能凑合就凑合着，你总不能指望一个从未打过仗、面对过军事危机的人，去花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政治资本来巩固军备整饬军队，更不会放手让岳飞或者戚继光这种人掌握大权。文官、武官、与皇帝，以及中央与地方，大家都有不同的 incentives，当然就有不同的立场和动机，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什么谁对谁错，大家都是为了自保与争权。

还好，黄在此书中理论讲得少，尽量绕开 reductionist 倾向，也就避免了结论太简单就容易被驳倒的命运。

小声地说，我觉得，黄的理论如果放在西方历史学院派的框架里，其实也不算太新奇独特，拒绝道德眼光和判断自然很好，但在学术界并不是独创。甚至拿到中国历史学的框架里，虽然绝对不算主流正统，但在当时的学术环境里也未必石破天惊闻所未闻。因为他的一些角度和立场跟李约瑟的理论系统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而李约瑟在49年后的中国颇有点儿市场，他的批儒看法就触动诱发了一些领袖的看法（当然只是诱发和影响而已，人家并不真的就全面接受他的学院派理论）。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此书早在1981年即被翻译出版，并非二十一世纪的时髦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