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进入日本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后期，西班牙传教士在民间传教，与当地政治秩序产生一定摩擦。德川幕府建立后（1603），逐渐加强对外国人的限制，开放长崎和平户两个港口允许外国船只停靠和贸易。其中荷兰商人被允许的权利最大，也许因为荷兰船只一心经商，对传教不太热衷（西医药进入日本时被称为“兰学”）。
1633年幕府开始实施“锁国令”，原因或许政治经济都有。1637年爆发岛原之乱，起因是农民不堪压榨而反抗官府，但同时基督教也起到凝聚力和号召力的作用。
对比1840年代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也是与基督教相关的反政府组织，虽然相隔两百年，二者近似之处无法否认。基督教在民间广为流传，给不满现状的下层人民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和传播途径。
天草四郎之后，德川幕府极度严密地执行锁国政策，以防重蹈覆辙，倒也相当有效，保持了两百年的稳定社会，并通过削藩集中政治权力。直到1853年美国军舰“黑船”驶入江户湾，在大炮的威胁下，幕府被迫向西方国家开放港口和通商活动。这一转变给日本政治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国民对洋人的不满情绪日渐高涨，与洋人的暴力冲突也屡屡发生，当然一边讨厌洋人一边把矛头指向当政的幕府。倒幕派的萨摩藩与长洲藩发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借着拥戴天皇的理由（天皇不掌实权已经一千年了）颠覆幕府统治。
这段历史与义和团（1899-1901）也颇有相似之处。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几次战争之后，在中国境内经商与传教的洋人增加，经常与普通民众接触，民间少不了产生摩擦和冲突无法避免。洋人抗议并要求当地政府保护自己，结果加剧了民间对政府的不满，这里有政治的原因，也有民族的动机。
倒幕运动于1868年成功推翻了集权稳定250年的德川幕府，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不过新政并没有“攘夷”，而是更彻底地全面开国，加强工业与军事的进口贸易；同时积极向西方考察学习，以迅猛的速度进行政治改革，引进君主立宪的制度。事情的发展证明德川幕府的锁国令是正确的——从家族政权的角度来看，因为开国就会导致自己的灭亡。
相比之下，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在鸦片战争之后就破裂了，之后半个多世纪都夹在洋人与国内反对势力之间拼命维持。清朝皇室也并非没有试图进口武器与技术，建立北洋舰队，雇佣西洋船长，搞洋务运动，等等；但政治改革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当然德川幕府也未曾接受政治改革。所以，辛亥革命与倒幕运动有一定的平行之处，虽然时间上晚了半个世纪，但彻底颠覆了皇权，也有其更进步的意义。
两国的平行甚至延续到开国与制度改革之后，政治权力在短期内被军阀掌握。虽然有很多呼声和努力想要推进民主制度，下放权力，但是架不住封建时代遗留的权力结构和资源分配。日本经历了短暂的大正时代的进步与繁荣，但迅速地被法西斯势力控制；而中国在苏联的幕后操纵下陷入内战状态。
所以，排除时间上的差别，中日的国门开放过程其实是颇为相似的，差别主要在于两国在战争中的胜负结果。清朝政府打了很多战争，对外战争几乎全部失败，严重动摇了军事实力，但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才不需要旷日持久的战争就迅速胜利。日本则是一路凯歌，从1895年日俄战争开始逐步扩张殖民打算吞下整个亚洲，在50年内从底层迅速走向顶峰再跌落到二战战败。（Pacific Overtures 提出的理论是，日本的殖民主义风潮是跟着黑船学来，依葫芦画瓢，通过武力扩张就能把自己变成世界强国，这好像也有点道理。）
在列强敲开国门之前，日本与中国的社会都是看似集权稳定，但冲突的暗流汹涌。日本是各藩对幕府的不满逐渐积累，中国是满汉之争。清朝皇权掌握在满洲贵族手中，与人口占绝对多数的汉人一直存在冲突和压力。虽然清朝的很多军事和政治力量部分掌握在一些汉人将军和官员手中，例如曾国藩，李鸿章，但革命党也经常用满汉之分来支持自己的反清事业。（清朝皇权被灭之后，满洲人不得不退回东北原址，接受日本的扶植而建立满洲国，也并不能阻止本族湮灭在时代浪潮中的命运。）这些原本只是暗流的内部矛盾，然而外来压力让它们浮出水面，最终干掉了旧秩序。如果没有外界压力，中日两国想必会沿着当时的轨道继续一些年，直到另外什么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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